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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罪? ——“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研讨会”侧记  

2011-11-21 15:10: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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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罪?

——“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研讨会”侧记

《中国企业家》杂志2011年7月5日出版 2011年第13期

文:刘娇   编辑:杜亮

企业家犯罪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从企业家自身来讲,也需要正视当下社会对其法治操守的新要求

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京都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新书发布会”,于6月16日下午两点在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举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等经济、法律界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言。研讨会通过剖析点评改革开放以来著名“大商”的犯罪案例,探讨了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完善法治建设的诸多问题。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他们在为社会财富做出巨大贡献,为体制进步树立标杆之时,也承担了整个社会群体中最大的“试错”风险,甚至因此遭受牢狱之灾。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策划、十余位记者一线采访写作的《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十余位涉罪企业家的沉浮史,剖析了他们承受“罪与罚”的表层与深层、合理与不合理因素,同时也报道了这些“劫后企业家”出狱后的近况。

有“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律师,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经手办过许多比较轰动的企业和企业家涉罪的案子,包括赵新先、科龙集团、德隆集团、飞天集团等。对于企业家罪与罚的个中意味体会颇深。

他总结了30年来企业家犯罪的四种情况:第一种是行为不谨、故意走向犯罪,企业家或是不遵守市场规则、或是不遵守法律。以身试法导致犯罪,这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第二种是不懂法律稀里糊涂陷入犯罪,企业家不是有意践踏法律,而是由于不清楚法律边界犯无心之过;第三种是遭人陷害被指控犯罪,这是当下民事纠纷刑事化的一种表现——为了给自己谋取经济政治利益,不惜借用司法机关的力量诬陷对方有罪,企业家遭遇这种不测委实让人同情愤慨;第四种是被界限模糊不清的法律认定为犯罪,当前的司法水平和司法环境造成了很多这样的错案、冤案,实为荒唐。

“体制转轨的中国,经济基础处在不断完善、发展、变动调整的状态下,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治环境又是刚刚创立、不断修改、完善变化着的,两种不稳定使得我们的法律成了典型的沙滩上的楼阁。”他指出,在这种特殊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家犹如在疾风暴雨中成长,如何从理论、舆论、法律上保护和引导他们,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围绕财富创造的概念,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国人长期以来对民间金融、转贷套利、高利贷等的认识误区。而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正是许多企业家“蒙冤入狱”的根源:

关于金融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生产劳动才创造财富,农民种地、矿工挖煤创造财富,金融业没有创造财富。在这种观点下,“没有生产劳动赚了钱就是犯罪”的想法就贯穿了现行法律创设的基础。财富其实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创造的,一个物用好了财富就创造出来了;金融业是处理钱的,闲置不用的钱借给需要的人,虽然没有什么物理劳动,但其实已经创造了财富。计划经济不懂得物尽其用,不明白交换就能把价值提升上去的道理。

关于转贷套利:《刑法》第175条将转贷套利定为犯罪,而金融业本质上干的就是转贷套利的事。银行给我们的利息很低,转手贷出去利息却很高,这恰恰是创造财富的方法。从这来看,非法集资就不成立,为什么银行集资就很好,个人就不可以?唯一的解释是银行注册登记、经过审批。这符合法律维护平等的基本原理吗?

关于高利贷:能够出得起高息的一般是因为会有高的报偿。拍卖是公认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法,通过拍卖拍出很高的利息,是因为有紧急的资金需求。如果按照供求原则放开高利贷,放贷的人多了,利息自然就会降下来,高利贷也就不会几千年来长盛不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分析了转型社会背景下企业家“容易出事”的几点原因:首先,企业家个人的成长环境、教育文化水平、家庭背景等决定了其个人素质、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这些自身因素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行为方式。其次,企业的组织理论与治理结构对企业家的决策影响深刻,很多独断专制的领导风格就是在不科学的公司管理理念、架构下形成的,过度专权很容易导致以身试法。最后,社会环境特别是法治环境是更普遍的影响因素,整个社会民主法治观念欠缺、法律实施环境不公正、政府行为失范等都会对企业家行为造成不良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业良教授认为,企业家首先应该承担的应是经济责任,首要目标是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员工、消费者及所在社区负责,其次才是对社会与国家的责任,不能强加给企业家政治要求与慈善要求。“这些企业家到底有没有罪?我想说的是,中国现在被判的很多企业家90%以上都没有罪,有很多是由于法律本身不健全,是由于恶法的存在,还有些是制度不良造成的,是‘逼良为娼’。比如行贿罪,试问,中国哪个企业从开始发展到后来,从来没有送过礼,这是不可能的事;再比如虚报注册资本罪,因为有注册资金这个门槛——不达到几千万就不能进入这个行业,所以在中国有多少企业家,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先把其他人的钱凑起来,然后再把钱退给别人。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企业家本身有意去犯罪,而是法治框架非常混乱造成的。”

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官宣东,则从亲身经历的牟其中案谈到了“公权力对司法的干预”问题。他说,牟其中当时被抓原本有关方面是要给定死罪的,后来他上书提出两条意见:一是,牟其中通过信用证融资是“非法占用”,而不是“非法占有”;二是,应认定为“单位犯罪”,而不是“个人犯罪”。意见最终被采纳,免去牟其中一死,判处无期。但牟入狱之后,一直进行“无罪申诉”至今。宣东也承认,这种戴帽下来的案子,“要翻案是很难很难的。”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单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其林、京都律师事务所朱勇辉、杨大民、柳波等几位资深律师也从各自研究和实践的角度阐释了自己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现状的见解。

《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李岷在总结发言指出:“我们对企业家犯罪现象的看法有两个层面,第一是珍惜与呼吁,企业家以往的犯罪体现出来一个很大的现象,是这个社会体系没有对他们的人力价值进行充分的肯定。价值评判产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往往成为现实体制和环境的牺牲品。《中国企业家》一向是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价值的倡导者和呼吁者,也是希望社会对他们的价值有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对由于法律和制度建设不到位而产生的一些悲剧性结果,比较痛心疾首。第二,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认为企业家本身即为最‘大’。作为公共媒体,我们还是要从整体上推动市场经济制度和法治社会建设。企业家资源虽然可贵,但并非最‘大’,最‘大’的应该是制度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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